随着美联储QE大幕落下，全球正在步入“后Q E时代”，而这也标志着全球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新的金融大调整时期。
过去5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各国经济关联度显著上升，经济周期呈现同步化特征。随着股市上涨和复苏，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加速，财富效应和资产型储蓄上升能持续地提振消费的恢复，失业率已经降至6%以下，同时在页岩气、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产业化和耐用品制造业带动下，美国经济产出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全球货币宽松周期趋于结束，这势必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Q E退出将开启美元新一轮上升周期。在发达经济体内部，G 3会较大分化。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央行上周五决定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宽松再升级。2015年之前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不会加息。
欧洲央行仍有可能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如果欧元区经济复苏符合预期，欧洲央行出于对低通胀率的担忧仍有可能调低再融资，甚至下调存款为负值。如果经济表现不佳，预计欧洲央行很可能考虑采取负利率和资产购买计划，可见明年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将会助推美元走强。特别是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6- 8年左右。
全球货币金融环境和向将呈现“双向变动”：一方面，全球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资本的减少，甚至回流。国际金融协会(IIF)预计2014年从新兴市场流出的跨境资本料将增至1万亿美元，并将2014年流入新兴市场资本规模从2013年的1.145万亿美元下调至1.112万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低。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之间对资金的竞争将有所加剧(这与过去竞争基本发生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不同).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储蓄资金也将减少。如果我们把全球资金结构做个划分，可以用“核心+夹心+外围”来表示，核心是美国，夹心是日本、欧洲，外围则是新兴国家。过去，核心大量消费、外围大量制造、夹心扮演资金放贷的角色。但未来这一切必将发生重大改变，美国正在改变消费驱动，而转向“实体再造”，全球资金正在回流美国。特别是随着各国启动经济再平衡战略将遏制全球储蓄的增长，新兴经济体储蓄资金大规模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流量也将放缓。
逐步抬高改变全球利率水平与结构。由于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债券市场，各类投资者，包括共同基金、、公司、养老基金、外国政府及个人投资者等都配置美国国债。而美国国债一向被视为全球无风险债券，其收益率为无风险利率，因此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风险标和定价基础。包括共同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外国政府及个人投资者等都配置美国国债，因此，全球利率上升会引发新一轮资产抛售的高潮。
对新兴经济体尾部风险冲击更大。从全球各国经济危机的历史经验看，全球外围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与美元流动性涨落周期息息相关。如1979- 1985年美元走强期间，爆发拉美债务危机、1995- 2002年美元走强期间，触发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元每次升值都使新兴市场遭到金融危机重创。预计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经济和金融脆弱性高的国家将首当其冲。
而对我国而言，考虑目前我国仍然存在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充裕、外债规模较低，以及央行、外汇局对跨境资本特别是资金的异常流动有较为严格的监控等有利因素，预计美联储开始缩减Q E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独善其身”，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加速上扬，已经对对国内流动性和利率成本上升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美国量化政策结束与中国去杠杆化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叠加，可能将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偏紧”的常态化货币新环境，国内利率水平持续上升将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压力，未来几年对于中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时间窗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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